土家族服饰是该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四个方面的文化内涵，是反映土家族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反映土家族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反映土家族审美情趣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反映土家族宗教信仰的一个重要载体。研究土家族服饰的文化内涵，对深化土家族服饰的基础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对推进土家族服饰的创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土家族服饰是反映土家族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民族服饰往往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演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土家族服饰经历了形成阶段（宋代以前）、发展阶段（元明至清初土司时期）、演变阶段（清初改土归流至20世纪80年代）、创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等四个历史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这种变化深刻地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土家族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和社会变革的过程及贫富悬殊的差距。

首先，它是反映不同历史阶段土家族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形成阶段，土家族服饰曾经历了由皮草服饰向布衣服饰发展的过程。土家族传统舞蹈毛古斯身穿的稻草服装，表明土家族先民最初曾以树叶、稻草和动物毛皮遮身，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尚不掌握纺织技术，只能结草为服，这是其衣着状态的一种折射。

土家族服饰由皮草服饰向布衣服饰的演变，反映了土家族先民在汉文化、楚文化的影响下逐渐掌握了纺织技术，逐渐脱离了结草为服的原始阶段。秦汉之后，土家族先民逐渐采用自织的“躴布”制作衣物，呈现出色彩斑斓的独特个性。据文献记载，巴人曾以纺织“躴布”著称，如许慎在《说文》中称：“蜼，南郡蛮夷躴布也”。“躴，南蛮赋也”。《溪蛮丛笑》描绘它“绩五色线为方，文彩斑斓可见。俗用为被或衣裙，或作巾，故又称峒布。”

可见，尽管当时巴人纺织躴布主要向封建王朝纳赋，但仍有一部分用于制作本民族服饰，从而带来了土家族原始服饰的两大变化：一是皮草服饰逐渐向布衣服饰演变，二是色彩更加丰富，形成了色彩斑斓的独特个性。在发展阶段，土家族服饰的布料基本上采用自织自染的土布（俗称“家机布”），款式相对简单，配饰相对单一，色彩相对单调，故文献载土家族“土司时，服饰不分男女，皆为一式，头裹刺绣花帕，衣裙尽绣花边”；“土民散处山谷间，男女短衣跣足，以布裹头，服斑斓之衣„„喜垂耳圈，两耳累累然；又有项圈、手圈。性耐寒，虽隆冬只单衣”。

这表明土家族先民虽然掌握了纺织技术，但它由于缺乏汉族先进生产力的刺激而长期滞后，深刻反映了在土司制度的禁锢下土家族社会生产力长期得不到较快发展的史实。在演变阶段，土家族服饰不仅在布料上发生了显著变化，而且在款式、色彩、佩饰诸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异。

如，布料逐渐由“家机布”向机织布、丝绸发展，最终基本上被现代面料取代；由于清政府以服饰宜分男女为由，下令禁止男性穿花衣服，使男女服饰一式的外观得到彻底改变，从此男性不再穿八幅罗裙，不再编发椎髻；佩饰出现了以金、银器为主的各种装饰。在创新阶段，土家族服饰既在布料、款式、色彩、佩饰等方面逐渐与现代流行时装趋同，又力求保持本民族特色，充分反映了土家族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与时俱进的发展。

其次，它是反映土家族社会变革过程的一个重要标志。土家族地区经历的几次大的社会变革皆在其服饰的演变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改土归流是土家族地区经历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对土家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在土家族服饰中亦得到了集中体现。

改土归流之后，清政府以服饰宜分男女为由，对土家族服饰进行了强制改革，下令禁止男性穿花衣服、裙子。这使土家族服饰男女一式的外观形式得以彻底改变，男女之间的服饰悬殊越来越大。此后，土家族服饰不仅受汉文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而且受满族服饰（尤其是官服）的影响越来越深。

主要表现为部分城镇、土汉杂居区的土家族逐渐改穿汉族服饰；土官喜以穿流官的服装为荣。辛亥革命是土家族地区第二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这次变革对土家族服饰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导致相当一部分土家族不敢穿本民族服饰，转而改穿汉族服饰，加快了土家族服饰被边缘化的速度。

民国时期，部分土家族不敢穿本民族服装，改穿汉族服装，是由于他们害怕民族歧视不得已而为之，并非自觉自愿。新中国成立是土家族地区第三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它彻底推翻了封建剥削制度，实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因此自觉选择穿汉族服饰或流行服饰的人越来越多，进一步缩小了土家族服饰的流行范围。改革开放是土家族地区经历的第四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密切了土家族地区与国内外的交流与联系，进一步确立了各种现代流行时装在土家族地区的主流地位，加深了土家族服饰被边缘化的程度。可见，土家族地区每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都在其服饰中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土家族服饰是反映土家族内部贫富悬殊的一个重要标志。进入阶级社会后，土家族内部的阶级分化日渐明显，贫富悬殊日益加剧，这在土家族服饰中亦得到充分体现。一般而言，在土家族传统服饰中，凡是服装华丽，佩戴金、银饰物较多的就代表家庭比较富裕，社会地位较高，反之则表示家庭贫困，社会地位较低。尽管由于民间贸易的发展，汉族地区的丝、绸等高档面料和金、银器不断进入土家族地区，但使用这些材料的仅限于土司、土官和地主，普通百姓则望尘莫及，从而使服饰成为体现土家族贫富悬殊的一个重要标志。

从考古资料和实物资料看，土司阶层已采用丝绸面料制作衣物，佩戴贵重的金、银饰物，与土民布衣形成鲜明对比。如湘西州保存的一件土家族土司服装，其面料已是丝绸（现藏湘西州博物馆），十分华丽；恩施州宣恩县曾出土了一顶土司夫人使用的金凤冠 （现藏恩施州博物馆），十分贵重。从文献资料看，改土归流之后土家族服饰的贫富悬殊更加明显。清嘉庆《龙山县志》卷七载：“土民男女服饰无诡异，视家贫富分华朴，贫者仅足蔽体，富者夏葛冬裘，雅丽自喜。”清同治《龙山县志风俗志》也有这样的记载：“妇女喜垂耳环，两耳之轮各饰之十饰，项圈手圈足圈，以示富裕”。可见，土家族的阶级分化越明显，服饰的贫富悬殊越大，反之亦然。 

二、它是反映土家族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

土家族服饰既是土家族物质文化的结晶和精神文化的外化，又是土家族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土家族服饰外在形式的改变，与汉族服饰的同一性逐渐增多，无不是民族文化交流的体现，因此土家族服饰的演变过程实际上就土家族文化与汉族文化逐渐同化的过程。清政府流官对土家族服饰的强制改革，即汉族服饰对土家族服饰的强制同化，亦即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强制同化。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对汉族服饰的借鉴、吸收，实际上就是土家族服饰与汉族服饰的自然同化，也就是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自觉借取。随着改土归流后土家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土家族服饰与汉族服饰在款式、色彩、面料、佩饰上的同一性越来越多。

如，土家族的耳环、手镯、戒指等佩饰基本上与汉族的相同，不像苗族银器那样丰富而独特。如果说晚清时期土家族大量借取汉族服饰的元素（当然，也借取了满族、苗族等民族服饰的元素），那么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越来越多的土家族则改穿汉族服饰，导致穿土家族服饰的人越来越少。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省、湖南省政府分别西迁恩施、沅陵，为土家族地区带来了一次大规模的文化输入，使土家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进一步确立了汉族服饰在土家族地区的主流地位，因此土家族服饰更加处于弱势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土家族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之间的族群流动日益增强，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使土家族服饰受到巨大的冲击，表现为穿土家族服饰的人进一步减少，仅限于偏远山村的部分中老年人或重大民族节日中的中青年妇女。

随着土家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趋频繁，本民族的部分传统文化更趋边缘化以至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汉文化或其他民族（包括国外民族）文化。通过这几次影响较大的文化交流，土家族不仅吸收汉族服饰的部分元素，而且逐步改穿汉族服饰或汉族地区流行的各种现代时装，使土家族服饰的演变实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因此，改土归流以来土家族服饰的演变历程，折射了土家族与其他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轨迹。同样，改土归流前土家族服饰的相对稳定性，则反映了土司时期除上层土司与汉族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文化交往，下层土民与汉族之间缺乏必要的文化交流，说明封建统治者“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民族隔离政策和土司对外来人口的种种限制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阻隔了土司地区与汉族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

可见，土家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越少，本民族服饰的稳定性越强；土家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越多，本民族服饰的变异性越强。因此，土家族服饰的稳定性和变异性，往往取决于民族文化交流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