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86岁的老人，如果不出国，他会在上下班时间准时出现在与总统府爱丽舍宫一街之隔的巴黎公司总部内，与公司的下属们一样，研究下一个系列女装和男装的设计，或者悄悄从事自己一生的业余爱好：构思自己的下一部歌舞剧。他就是皮尔·卡丹，一位出生在意大利的法国人，一位将曾经只服务于贵族人家的高等时装带入寻常百姓家，从而给时装业带来革命性变化的人，当然他也是第一位进入高贵的法兰西艺术院，成为院士的“裁缝”。

卡丹身上有着与其意大利同胞马可波罗、哥伦布同样喜爱冒险和发现新大陆的强烈渴望，冒险精神和好奇心把他带到了遥远的东方。但他1979年春在北京与上海不经意间的所作所为，为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那个江河解冻的时期，撒下了最初的时尚种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给中国时尚界带来的开天辟地意义的东西，足以令其骄傲一生。

12月16日中午，卡丹先生在他宽大而有些杂乱的办公室，接待了本报记者。86岁的高龄阻挡不了他的健谈与敏捷，他向我们讲述在中国种种新鲜刺激的经历，以及对于中国的所思所想。

卡丹不是土生土长意义上的法国人，他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贫穷农家，为逃脱贫困和家乡一浪高过一浪的法西斯主义，在其10岁时，全家移民法国。在法国，迫于生计，十多岁时卡丹被送到外省一家裁缝铺做学徒，曾经立志做一个意大利歌剧演员的梦想被埋在心底。几年后，卡丹开始自己的第一次冒险，登上自行车来到巴黎闯世界，在多家裁缝店做工积攒经验，工夫不负有心人，1946年他进入著名的迪奥服装店并崭露头角。四年后，大胆无畏的年轻人自立门户，打出以自己姓名做的招牌，1953年正式推出自己的第一套女装系列。

在巴黎服装设计界做得风生水起的卡丹，1957年，来到日本，成为日本时装业最初的启蒙者。卡丹说多次前往日本，对那个日本邻近的幅员辽阔的文明古国——中国，却不得其门而入。那时的中国不但地理意义上对这个欧洲人来讲十分遥远，心理意义上亦同样如此。

1978年灰色的海洋

“所有的人都是穿灰的衣服、黑的衣服，或者绿的衣服，当时马路上根本分不清男还是女。”

1978年12月，中国高层正齐聚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机会终于来临，卡丹找到机会访问中国。鉴于当时前往中国团体旅游签证办理起来比较简单，卡丹干脆组织了一个包括自己的雇员在内的旅行团，浩浩荡荡开进中国。

关于第一次中国之行的许多行程，80多岁的老人怎么也想不起来，但出自于设计师的敏感，他对与北京第一次接触的记忆依然历历在目。当时国人的着装不是正式的中山装 ，便是由军便装脱胎而来的干部服，颜色非绿即蓝，因此卡丹回忆说他在北京街头看到到处都是穿制服的人，而北京城的色调也很单一，除了灰，就是黑。“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穿灰的衣服、黑的衣服，或者绿的衣服，当时马路上根本分不清男还是女，就是性别根本看不出来，我感觉就像被一座灰的墙给包围住了一样。那时候所有人的领子都是中山装那种，女的也是那样，根本从脖子以下全部是系死的。当时所有的人对我都觉得很新奇，看我这么一个外国人，因为那个时候在北京的外国人不是很多，然后我感觉到他们好像看见我就是有点像看外星人似的那样，因为我穿的是自己设计的衣服，就是挺前卫的这些服装。我能感觉出，我们好像彼此都希望能够了解对方。”他接受采访时说。

为了佐证自己所说，卡丹起身在办公室堆放的文件资料中，扒出当年的照片。照片所见果然是如此，围在一群着装单一、表情单一的人群中，身穿西式开领风衣，颈缠围巾，轻盈、优雅行走在冬日北京街头的卡丹，显得是那么鹤立鸡群般与众不同。

1981年时装秀掀风暴

“首批模特队的十多人到巴黎集训，当时一名姑娘变魔术般，一层又一层竟然脱下多达十余件衣服。”

卡丹说是抱着看看共产主义天堂的目的来中国的，事实上看到的是灰色和单调以及人们物质匮乏和表达渠道的有限。

但此时，卡丹感觉到这个古老国度地壳下正在酝酿的爆发性力量，以及某种虽然略显羞涩，但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和拥抱外部世界的冲动，他决定下一步在北京和上海举办服装秀。出乎他的意料，举办服装秀的申请，得到中方正面的回应和批准。

1979年3月19日，初春时节，北京民族文化宫组织了一场专门针对专业内部人士的服装表演，卡丹从巴黎带来8名法国模特、4名日本模特，在北京掀起一场挑战眼球和观念的风暴。

当时有幸取得入场券的观众，除了很多是纺织及轻工行业的从业者，另外就是在京的外国人及记者。参观“观摩会”的人员必须通过审查，座位也一律对号入座，并记录姓名。出席的中国观众穿得相当正式，男士们几乎统一为中山装，女士中间稍微开放者穿上西服套装。新华社记者李安定曾撰文描述当时现场的细节：当一个金发美女面对观众停住脚步，突然兴之所至地敞开对襟衣裙时，台下的人们竟像一股巨浪打来，身子齐刷刷向后倒去。

第二年的11月，中国内地第一支时装模特队亮相上海，引起了全国轰动。

当时的中国没有训练模特的学校和老师，更谈不上有职业模特，一切都要从头招募和训练。卡丹的第一代职业模特回忆，当时组织者要求为了保证所展示服装的质地和线条，模特们必须赤身着装，这让很多姑娘们犯嘀咕：是不是这个外国人要耍流氓。卡丹也回忆到1981年，首批模特队的十多人到巴黎集训，要求模特必须脱光自己的衣服才能着装上台，当时一名姑娘变魔术般，一层又一层竟然脱下多达十余件衣服。

1983年，卡丹将自己刚刚在巴黎购下不久的马克西姆高级西餐厅，移师中国，在北京开下其首家国外分店，让当时除了号称“老莫”的莫斯科餐厅之外连西餐厅都很少见的京城，又平添一处开放的地标。

1991年文化大使

“国与国之间和人与人之间，需要的是尊重，奥运火炬传递时巴黎发生的事件，巴黎市长火上浇油的行为，证明一些人的做法是愚蠢的。”

冒险与好奇的天性，在上世纪50年代将卡丹带到日本，70年代末带往中国，不久后的1983年，又将他带到莫斯科，卡丹总是寻找到尚待开垦的土壤，不断开辟新阵地将高级时装成衣化，面向普罗大众，让更多的人分享到美丽、优雅和时尚。

32次中国之行，平均下来卡丹每年都要去一次中国，对于中国的变迁，卡丹是忠实的见证者。卡丹找来他收藏的几幅上世纪70年代北京的老照片，说这样墙体斑驳、破落的胡同，如今再难在北京找到了。卡丹说刚开始去中国，航班很少，很多地方甚至不通航班，能为外国人服务的银行几乎是没有，那时候别说外国人，即便是中国人去往哪里行动也受到种种限制，这些在今天已经不存在了。

习惯于周游世界的卡丹扮演着一个先进时尚理念传播者，到处播撒种子的同时，他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家，1991年，他被授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誉大使，为全球文化事业奔波劳苦并慷慨解囊。另一方面，去过中国32次的卡丹，也在以一个“中国通”的名义，为中法间的友谊穿针引线。对于目前中法关系陷入僵局，卡丹说：“具体两国关系如何沦落到眼前局面，他不是政治人物，无法置喙，但是他强调国与国之间和人与人之间，需要的是尊重，奥运火炬传递时巴黎发生的事件，巴黎市长火上浇油的行为，证明一些人的做法是愚蠢的。”

2008年等候中国出现大师

“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在那个时代确实充满着智慧。”

为何日本已经出现第一代以及第二代的世界级服装设计师，而中国仍然是空白?卡丹说别着急，不需十年，甚至五年左右，中国就会诞生自己的世界级服装设计大师，因为中国那么悠久的历史，那么辽阔的地域，拥有那么多有天分的人才，一切都指日可待。“拥有强大文明与传统的中国，你没有理由不为它感到乐观。”不过他又说时尚是没有国界的，才华是唯一的护照，所有人都是只看设计和作品，而不问国籍。

卡丹认为中国同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采访时他刚刚从俄罗斯回到巴黎不久。对照俄罗斯，卡丹说：“俄罗斯在强化文化传承的同时，它的教育系统能够将学生带到全球创作的最前沿，做得比中国好。”

很遗憾，卡丹在中国没有机会与邓小平见上一面，探讨一番时尚问题，但他评价到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在那个时代确实充满着智慧。从时尚的角度，卡丹也不忘评点一下中国的官员，他说：“与许多中国部长或者市长见过面，变化十分明显，先前的官员们年纪都不算小，大都穿着制服一样的中山装，与外国人的言语上相当谨慎，而如今中国的官员似乎很现代了，40多岁年富力强的官员随处可见，这应该也是中国所取得的一个进步。”(张艾弓)